1958年冬季，中央军委作出了将总高级步兵学校并入南京军事学院的决定，因此校领导也随之转任到军事学院。作为总高级步兵学校的校长，姚喆对此表示坚决拒绝，他希望能调至军区工作，这一要求让不少人感到困惑和不解。
姚喆是红三军团走出的杰出指挥官，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突出成就，尤其是在开辟大青山根据地的历史贡献，使他受到广泛赞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选择到军事学院进修，经过培养和学习，他顺利毕业并被任命为总高级步兵学校的副校长，协助校长宋时轮的工作。然而，对于姚喆这样一位战场经验丰富的将领而言，转向军事教育的挑战显得尤为艰巨。对共产党人来说，做到“边干边学”和精通一个领域同时兼顾多个领域是非常重要的。
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，许多人并未从事以前的专业工作。比如，张爱萍将军参与了“两弹一星”工程，曾自谦地表示：“我只知道山药蛋和鸽子蛋，原子弹却一无所知。”然而，他却在此过程中不断学习，最终成为了“两弹一星”的重要功臣。而何长工在军事教育方面颇有造诣，曾任红军大学校长和抗大副校长等教育职务十多年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则调任重工业部和地质部担任副职。
展开剩余70%俗话说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面对新环境时，很多人可能会感到排斥，但随着时间推移和熟悉度的增加，便能渐渐适应。
1957年，因宋时轮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，姚喆接任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。然而，1958年突如其来的“反教条主义”运动令姚喆承受了不少压力与痛苦。
建国初期，新中国在政治上实施“一边倒”的方针，各个行业都与苏联保持紧密联系，自然军队也在学习苏联的风潮中。虽然这种学习初始是出于对先进经验的向往，却逐渐出现了简单照搬和脱离实际的现象。在意识到这些偏差后进行了纠正，结果却被上级上纲上线，夸大至方向性、路线性问题，这便是反教条主义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。
这一波运动首先影响到了训练总监部与南京军事学院，其领导如刘伯承、萧克、李达、郭天民等人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。而在这样的风潮中，身为校长的姚喆不断遭受批评，并被要求反省，检查的时间竟长达半年之久。作为一位从战场上走来的指挥员，姚喆在这样的环境下难以想象自己会面临如此局面。
1959年初，总高级步兵学校与南京军事学院合并，这让姚喆看到了新的希望。通常情况下，姚喆应该能够在军事学院担任副院长，而政委刘浩天则担任副政委。但姚喆却向军委提出，渴望调任军区部队工作，坚决拒绝了继续留在院校的机会。最终，上级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并任命他为武汉军区的副司令员。
总高级步兵学校是一个正兵团级单位，因而其领导职务普遍与大军区的副职相当。因此，像姚喆和刘浩天这样的干部调至大军区担任副职也在情理之中。
到了1960年，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被调任北京军区，副政委刘浩天则接任院长。如果姚喆当时选择留在南京军事学院，他或许便能顺利晋升为院长了。
对于姚喆的离开，同样来自红三军团的老部下、副院长张震对此并不以为然。他始终相信，只要遵循上级的指示，踏实工作，便不会遭遇问题。然而，令人意外的是，1967年，他也遭遇了冲击，心中不免对当初未能坚决要求到军区工作而感到一丝后悔。
然而，到了1970年，张震被调任为武汉军区的副司令员，这样他便与姚喆共事于一个单位，谈及许多往事，双方的感慨颇多，感受也愈加深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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