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5年，郑维山从兰州军区司令员的职位上退下来，前往成都享受休假。在那里，军区管理局局长向他传达了原广州军区政委王猛的消息：他感到过去对郑维山有愧，特意向他道歉。这让人好奇：究竟是什么情况，让王猛有如此举动？
尽管两人在军队中皆有显赫的地位，分别担任广州和兰州军区的正职，然而，在五六十年代，两人曾是上下级关系，共同在北京军区任职。王猛是一位经历了抗战的老兵，在战争的洗礼中，经过艰苦的锻炼，成长为一名中层军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被授予了大校军衔。
在解放后的初期，王猛从师政治部主任逐步提升，先后担任了师政委、军副政委，最终于1966年出任38军的政委。38军在朝鲜战场上以“万岁军”的荣誉而闻名，完成任务后回国驻防在沈阳军区。1967年，38军被调至北京军区，驻防地点定在了保定，而原先的69军则被调往山西驻防。
随着文革的深入，军队开始频繁介入地方事务，38军和省军区之间并不一致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。省军区支持的工筹派与38军的立场存在分歧，工筹派寻求更多的支持，公开表达自己的态度。这种局势导致省军区与38军之间的矛盾加剧，而与省军区站在同一阵线的大军区对38军也心存不满，造成了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紧张局面，并引发了激烈的武斗。
展开剩余57%当时的北京军区由于没有司令和政委，上级决定让副司令郑维山和副政委陈先瑞共同主持军区的工作。在这一期间，王猛与郑维山之间的工作关系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情况。
1970年12月，38军党委向军委办事组并转达至中央，建议召集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。要求各师派代表参加，会议持续时间应延长，以探讨关于陈伯达在军区任职期间的某些言论问题。他对北京军区毫无职务，却绕开了常规程序，干涉军政事务，令大家十分困惑。
在随后的上级政治局会议中，郑维山、李雪峰、陈先瑞、吴忠等人被指定参加。上级要求他们汇报华北会议的请示。除了军区的师以上干部，李德生等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也被召集。会议分为小会、中会和大会，讨论逐渐深入，最终对李雪峰、郑维山及陈先瑞等人进行了严厉批判。
王猛在会上是否有发言，目前尚不得而知。会议的最终结果是郑维山于1971年1月被解除职务。这次会议源于38军党委的建议，作为军党委书记的王猛自然也代表了38军，包括他自己。
当王猛在此时向郑维山传达歉意时，郑维山表示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，任何人都难以避免说错话和做错事。如今，大家应该团结一致，展望未来。郑维山对王猛说：“请转告我这一番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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